晚期希腊哲学研讨会综述

中华外国哲学史研究会华东分会最近在宁波召开晚期希腊哲学研讨会。《希腊哲学史》多卷本负责人汪子蒿、陈村富，中华外国哲学史研究会负责人朱德生，华东分会负责人钱广华，以及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就晚期希腊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与会学者就如何看待晚期希腊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达成了共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一般认为，希腊哲学从早期发展到中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顶峰，到了晚期，已是走向衰落的阶段，在本体论、认识论上没有多大的发展，只是对三段论有所补充，在伦理学方面提出一些新思想。在这次会议讨论中，学者们认为，晚期这个界定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应等同于学术理论上的低谷，或者是希腊哲学达到顶峰之后的一个尾声。在这一时期内，时间跨度很大，学术思想纷呈，学派林立，人物众多，相互争论辩驳，包含许多深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过去之所以会把晚期希腊哲学看得无足轻重，主要是由于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资料掌握有限，所知甚少，而又未作深入研究。从较长的历史跨度来看，不了解希腊哲学的来龙去脉，就很难把握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基本方向。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学生，选了伊壁鸠鲁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这可以说明马克思对晚期希腊哲学的重视。

如何看待晚期希腊哲学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关系，是把握晚期希腊哲学内涵的钥匙。关于晚期希腊社会的变迁及其对哲学思潮的影响，与会者认为，希腊化时期是城邦衰落、东西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一方面，公民与城邦的关系解体，公民成为失去城邦传统纽带的个体；另一方面，从马其顿至罗马时期，希腊人与外邦人、野蛮人的界线消灭，形成了“大世界”的观念。这就使以往的公民与城邦的关系转化为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从城邦中游离出来的个体，犹如偏离运动中的原子。如何把握个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求得个人在捉摸不定的碰撞和流变中的身心安宁，成了世人关注的中心。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了晚期希腊哲学派别分野的主要依据。从智者运动和苏格拉底以前的自然哲学，到古典时代的以城邦社会为核心的关于社会与人的哲学，最后过渡到探索人生哲理和人的心灵活动。这种演化固然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也有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背景。

晚期希腊哲学的界定与评价标准该如何确立？讨论中普遍认为，希腊文化不包括罗马文化。但是，“晚期希腊哲学”这一概念涵括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罗马时期各学派都是希腊时期哲学学派的延伸和演化，而且有直接的师承关系（折衷主义除外）。从亚里士多德之后至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封闭雅典学园，跨度达800多年。它是整个希腊哲学史的构成部分，而且反映了希腊哲学的走向和命运，有其独特的地位。不了解这一阶段哲学的演变，就不理解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交融，也难以对欧洲基督教化作全面的理解。对晚期希腊哲学的评价认识上存在的误区，是看不到处于乱世、衰亡和没落时期的哲学，往往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刻的体验。如果说，过去对自然和社会有过哲学的沉思和辉煌的哲学篇章，那么，晚期希腊对人生哲理、对人的精神生活和追求的探讨，则是前苏格拉底和古典时代所无法比拟的。